嘉賓簡介
    丁建峰，青年經濟學者，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師從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研究領域：法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實驗與行為經濟學，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發(fā)表論文多篇，曾在IES北京中心、東北財經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任客座講師，譯著有《經濟學的哲學》、《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
     1、建峰你好，非常歡迎你參與我們的訪談活動，我們這次訪談的內容主要集中在群體合作與正義理論。2010年5月你的譯著，阿羅（Kenneth Joseph Arrow）名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能否介紹一下你翻譯該書的初衷？是否與當前學界關于群體合作的研究熱潮相關？
    肯尼斯·阿羅教授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可稱是一部篇幅短小的“巨著”，最近五六年來，我的閱讀和研究的興趣，集中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交匯之處。您所述的人類社會合作秩序的問題，正是經濟學家、倫理學家、法學家們共同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而阿羅的這部著作，是從社會選擇理論探討這一問題的深入之作，所以，我翻譯此書，確實是有意識地希望能通過對此書的翻譯和研習，承接對于社會秩序的型構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術傳統(tǒng)。我在讀研究生時，在恩師汪丁丁教授的課堂上研讀過大量的新政治經濟學著作，而這本書是精讀材料之一，一讀之下就很受吸引，因為此書有一種邏輯的精妙之美，但又不是純數學，其思想的深刻，更在技術的精巧之上。
    后來，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庫》擬出版一批經濟學經典著作，恩師即向出版社推薦我為該書的譯者，當時就覺得和這本書很有緣。翻譯也相當于一次深入細致的研習。2008年，我曾經去廬山腳下的東林寺清修，趁便翻譯此書，當年翻譯此書時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在東林寺，我每天四點鐘起床，開始著筆翻譯，廬山之夜往往有雨，至凌晨便不再下，此時萬籟俱寂，唯有秋蛩長鳴，對月靜坐，殊可體驗“一月光含千世界，分身無量照群迷”的境界，而行篋之中此書相隨，頗可以在此環(huán)境中，更能細細體驗阿羅著作的那種晶瑩澄澈的美感，直覺與建構相交融的欣趣，那段日子實難忘懷。翻譯告竣之后，校訂了一年左右的時間，我又有幸見到了參加“北京論壇”的肯尼斯·阿羅教授本人，阿羅教授已年近九旬，但他的思路之清晰明敏，態(tài)度之謙和平易，都令人高山仰止。教授慨然答應為這個譯本賜序，2010年初，阿羅教授的序言寄到，這篇序言本身，就是極為深刻的理論結晶，它立足于社會選擇理論，而又超過了社會選擇理論本身，而把《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的主旨，同社會秩序的形成與演化結合了起來，還特別提到了羅爾斯教授的貢獻，這實在令我欣喜異常。我的翻譯因緣，即如上所述。 
    2、據了解現(xiàn)在行為與實驗經濟學在國外非常熱門，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弗農•史密斯（Vernon L. Smith）因研究行為和實驗經濟學所取得的成就摘得了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也因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獲得2001年克拉克獎。另外一些經濟學家如澤爾騰（Reinhard Selten）、阿科洛夫（George A. Akerlof）、謝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麥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也投入極大的精力從事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隨便翻開一本國際一流期刊，都會有大量的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的文章。據此也有人說行為與實驗經濟學正在掀起一場革命，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行為經濟學是經濟學當中迅速發(fā)展的一個分支，這一點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但是，究竟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掀起的是否是一場“范式革命”，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似乎比較傾向于有限度地肯定“范式革命”的看法，但是會把行為經濟學看作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自然延展。假如非常粗略地來對比“行為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會認為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結果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挑戰(zhàn)和顛覆。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反思一下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和理論傾向，就會發(fā)現(xiàn)行為經濟學并沒有偏離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追求。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說，行為經濟學所揭示出來的問題，可能會促使經濟學改變它目前的研究重點和研究方法，從而導致一場“范式革命”。下面，我想從經濟學思想史的角度比較詳細地談一下這個問題：
    在經濟學當中，價值理論歷來被稱為“經濟學的皇冠”，因為經濟學的研究，千言萬語，百川匯海，都和“定價”聯(lián)系在一起。從以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等大師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就定價問題發(fā)展出了一套客觀的價值理論�？陀^的價值理論認為，價格或價值是由客觀上可以度量的因素確定的。無論是“使用價值”、“交換價值”，還是“勞動價值”（或更一般的生產成本價值論），都屬于客觀價值的范疇。“勞動價值”不必多說，因為《資本論》是中國學生的必修課；即使“使用價值”，在古典學派經濟學家來看，也是客觀的、可以通過細致研究物品的各種屬性估定出來的（例如，棉花的使用價值來源于它的輕軟、保暖等屬性），所以才有“水和鉆石的悖論”（《原富》第七章），即水的使用價值高，而鉆石的使用價值低，但鉆石的交換價值卻遠大于等量的水。而以門格爾、瓦爾拉、戈森、杰文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則認為所有的價值都來源于主觀效用，即使是看上去“客觀”的“生產成本”，實際上也可以被化約成主觀的“機會成本”。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觀效用價值論，和約束條件下求極值的運籌學方法，可謂珠聯(lián)璧合。由是而產生了現(xiàn)在我們學習的主流經濟學。
    從表面上看，主流經濟學好像充滿了數學，但是，主流經濟學從“客觀價值論”到“主觀價值論”的轉化，已經隱然讓心理學成為了它實際上的主宰。如果我們可以任意假定人們的行為方式，并且認為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的行為方式就是按照我們的假定來行為的，那么當然可以不用心理學家費事。但如要探索人類的偏好、效用的基本結構，必然離不開心理學。早期的新古典經濟學試圖繞開心理學，希望以一些非常簡單的人性假定來構建理論，例如，在很多模型里，新古典經濟學家會假設人人只關心自己的效用，而自己的效用完全由自己的貨幣收益決定。但應當明白，這只是為了構建理論的方便權宜之計，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內心真正持有的信念。這種簡單的假定，當然很容易被各種實驗“證偽”，例如，獨裁者博弈是讓被試A分一定量的錢給自己和另一個被試B，而且A的決策就決定了A和B得到的錢數。結果發(fā)現(xiàn)大多數被試都會分給B一定量的錢（平均約為總錢數的20%），那么，這個實驗“證偽”了新古典經濟學嗎？未必如此。實際上，翻開任何一本新古典經濟學的教科書，就可以看到，新古典經濟學對于人性的假定其實并不是“人人自利”，而是“選擇滿足弱序關系”，但是在現(xiàn)實應用層面上，“選擇滿足弱序關系”這個實質性假定太弱，因此才會選擇“人人自利”之類的假定。如果我們采用標準教科書里的“顯示偏好理論”，就會發(fā)現(xiàn)利他偏好也是滿足顯示偏好理論的（Andreoni and Miller，2002；Jakiela，2009）。因此，可以說獨裁者博弈的實驗結果否證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分簡單化的運用，但不能說獨裁者博弈“否證”了新古典經濟學。獨裁者博弈，以及其他與之相類似的行為經濟學的實驗結果只是說明：我們不能簡單化地規(guī)定偏好和效用函數，如果要想揭示人類行為的奧秘，必須更加深入地研究人類心理和決策過程。而行為經濟學的基本研究進路，和新古典經濟學是一致的。
    具體而言，目前的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可以分為如下兩個部分：首先，研究人類理性決策的結構，例如，對利他行為的研究，可以看作是理性人假設的擴展，即人類在理性決策的時候，不僅僅考慮自己的貨幣收入，還有其他的考慮，例如分配的公平性。其次，研究有限理性過程，這方面的研究，從赫伯特·西蒙和萊茵哈德·澤爾滕發(fā)軔，到現(xiàn)在已經有大量的成果，主要工作是增加人類決策的約束條件，辨識現(xiàn)實決策與新古典完備理性模型的系統(tǒng)性偏誤。這兩個部分當然不是互相孤立的，正如格林切爾等人認識到的，理性與非理性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同樣的演化過程塑形的結果（《神經元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p.158-166）。由上可知，目前的研究范式與其說是行為經濟學特有的，不如說還是籠罩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圍內。不僅僅是因為行為經濟學參照的所有模型都是新古典模型——它發(fā)展出的模型大多是新古典的“約束條件下求極值”方法的擴大版，還因為它全盤接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觀價值論，這使得它不可能“逃出”新古典的藩籬。就如同孫猴子跳來跳去，盡管翻了不知道幾個“十萬八千里”，還是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
    但是，目前神經元經濟學的發(fā)展，提供了一條超越主觀價值論的途徑。因為神經元經濟學至少從理論上可以把基數效用辨認出來，而且使效用能夠在人際間進行比較，這樣一來，古典經濟學的客觀價值論和新古典的主觀價值論有可能合流，進而綜匯成一個完整的價值理論，2010年恩斯特·費爾（Ernst Fher）的MIT開設了《神經科學&經濟學》課程，在最后一堂課，費爾展示了一個極為宏大的研究框架，希望用五年時間研究那些決策過程中的最關鍵腦區(qū)（ACC，DLPFC，VNMPC，VC，a/NS），從而為神經元經濟學“底定乾坤”（費爾的課程可在MIT經濟系網頁查詢）。但是，這種研究也有相當大的困難。主要是因為，人腦中決定主觀效用的神經回路不止一條，而且影響痛苦和幸福的腦區(qū)并不一致，這就使得同一個人的大腦里面也可能存在著不止一個效用函數，因此，確定人的偏好是不可能的。當然，這可能會最終使我們認識到，經濟學的核心深處，是一團幽深而未知的領域。這個結果是更有可能發(fā)生的——因為在科學的核心，往往是“不可能性”而不是“可能性”占據上風。
    從我個人閱讀心理學著作的一點感受，還想補充如下：心理學歷史上有三個大的主要學派，巴甫洛夫、華生等人的行為主義；弗洛伊德、榮格為代表的心理分析學；馬斯洛、阿德勒等人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行為經濟學所借鑒和融合的大致上只是行為主義——也就是心理學中最科學主義的這個流派，它把人類行為看作是符合原因-結果發(fā)生學，服從刺激-反應律的準機械動作。而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正是沿著這一思路前進的，這種跟進并不是一種巧合。很容易看出，當代經濟學有一種模仿自然科學的傾向，我們現(xiàn)在很難說，這種理論導向到底是正確的還是根本錯誤的，哈耶克曾寫過《科學的反革命》和不少論文，嚴厲反對這一傾向。它所模仿的自然科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科學（例如古生物學、動物行為學或園藝學），而是物理學，這一傾向，被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家羅森伯格稱為“羨物理學情結”——基于此，行為經濟學家并不深入人的內心世界，進入到潛意識的層面進行分析，他們所做的，實際上是沿著新古典的道路繼續(xù)前進，所不同的僅僅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偏好是先驗規(guī)定的，所謂“只有口味不能討論”，而行為經濟學的偏好是測量出來的，約束條件中除了客觀的貨幣約束，還包括主觀的計算能力的約束（有限理性模型）。因此，與其說行為經濟學掀起了一場革命，不如說它是新古典的進一步深化，它具有新古典經濟學的大多數特點，也全盤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
    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新古典經濟學是思想淺顯而易于操作（與此相對，哈耶克等思想家是思想深刻而不易操作），而行為經濟學的特點，是思想淺顯而又不易操作（每個行為經濟學研究都能確認一個標準模型的偏差，但是，即使確認了億萬個偏差，到最后如何應用，還是有很大隨意性。這個看法是CCER的徐建國老師提出來的）。目前，之所以行為經濟學家尚未得到諾貝爾獎，與這些缺陷有很大的關系。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行為經濟學的思想雖然簡單淺顯，但非常具有科學上的啟發(fā)力，它里面不乏狡黠與巧慧，特別能吸引當代人的頭腦，從另一方面來看，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越來越繁瑣，但在這些繁瑣的數學模型和計算之后，理論的預測力和解釋力并沒有根本性的提高，“數學化”的“邊際效用遞減”的態(tài)勢非常明顯，這也導致了很多研究者想要另辟蹊徑，因此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者非常多，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但是，行為經濟學要想掀起一場經濟學的根本革命，可以說是為時尚早。當然，行為經濟學的老師們也經常說，行為經濟學是一場革命，或者說行為經濟學“徹底顛覆”了新古典經濟學，我想，這里面有修辭的成分，這么說也可為科學研究爭取稀缺資源，另外，不同的人對于“革命”、“顛覆”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有所不同，因此，我也可以理解這些老師們的提法。
     最后我想說一點題外的話，理論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淺薄而精確；一種深刻而模糊，這里有著利弊權衡（trade-off），我們幾乎不能做到“深刻而精確”，因此只能避免“淺薄而模糊”的壞理論。但二十世紀后半期的經濟學和其他社會學科的發(fā)展，使得研究資源過分偏向那些“淺薄而精確”的理論，而相當排斥那些“深刻而模糊”的理論，而在盲目照搬西方“主流化”“規(guī)范化”的研究方法的中國學術界，這一現(xiàn)象比在西方表現(xiàn)的還要極端。我覺得這對于中國經濟學的發(fā)展，并非一件好事，尤其是行為經濟學本身就是一項跨學科的研究，如果我們只是跟在西方學者的腳步后面進行拾遺補闕式的研究，那自然不必深入地考察思想史和哲學方法，但是，如果要想真正開宗立派，學者的思辨工作還是不可少的。
    3、隨著合作博弈、互惠與合作偏好的進展，道德、倫理、傳統(tǒng)習俗等因素引入制度分析，似乎對人們尋找集體選擇的均衡狀態(tài)充滿了憧憬，能否談談這方面的一些發(fā)展和你自己的看法嗎？
    集體選擇是可以達到均衡的。但是，這種均衡是否突破了阿羅不可能定理呢？不是。正如行為經濟學的很多研究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否證了新古典經濟學那樣，關鍵的因素并不在相反的結論，而在于這些理論的前提假設是不同的。
    阿羅的不可能定理是一個邏輯命題，它表明，在具有三個以上社會備選項的條件下，如果社會成員對備選項的排序足夠多樣（定義域開放），個體間效用不可比的情況下，滿足社會理性和帕累托條件的社會選擇結果必然是一個獨裁，這里獨裁的含義是，無論其他社會成員的排序狀態(tài)如何，某一個社會成員的排序就決定了社會的對各個備選項的排序。對阿羅的這個命題，可以有花樣百出的數學證明（可參見《社會選擇與福利經濟學手冊》第一卷第一章），但基本結論是不變的。可以說，阿羅不可能定理是社會選擇的基石，具有堅如磐石的邏輯力量。
    但是，這并不是說集體選擇不可能達到均衡，假如我們放松阿羅定理中的若干前提，那么，就有可能找到關于集體選擇的均衡，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之內，大致上有如下幾個思路：
    第一，布坎南和圖洛克開創(chuàng)的公共選擇學派。這是最早提出的一套尋找集體選擇均衡的思路。《同意的計算》把集體決策的成本分為服從成本和協(xié)調成本兩類，認為合宜的集體決策就是總成本最低的點（或者凈收益最高的點），布坎南反對阿羅的理論，認為不可能定理是把集體或社會想象成了具有與個人同等的理性，而這和經濟學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是沖突的。在合理的范圍內，社會選擇應當允許“非理性”存在。
    第二，哈耶克等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思路，把“傳統(tǒng)”和“慣例”作為社會選擇的一個起點，尋求在傳統(tǒng)邊際上的制度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的機制本身，也離不開傳統(tǒng)的約束。當代的演化博弈對此的闡釋更多，但在思想上尚無根本的改變。例如，拉里·薩繆爾森、P.H.楊格、肯·賓默爾、羅伯特·薩格登、青木昌彥等學者都在這方面貢獻良多。他們的研究，有的是采用了演化博弈來計算特定制度的演化穩(wěn)定均衡解，有的是采用歷史數據和案例來對制度演化進行研究，還有的把結果運用于具體的、邊際上的制度設計，并取得了斐然的成果。但是，正如懷特海說西方哲學是柏拉圖的注腳，以上的研究也可以說是哈耶克的注腳，并且，數學化的演化理論似乎遺漏了哈耶克最為強調的“文化演化”——因此，哈耶克本人未必能認同這些理論是其理論的合理延伸，“飄零山學社”的精神，似乎真的要“花果飄零”了。
    第三，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投票和協(xié)調機制研究，是很大的一塊文獻。它的思路是更“自然科學”化的，也就是說，阿羅等人不是證明了關于投票的不可能定理嗎？那研究者就去模擬一個投票環(huán)境來看看這種“不可能”究竟如何出現(xiàn)。目前關于投票和實驗的仿真和實驗研究都發(fā)現(xiàn)，阿羅式的投票悖論在現(xiàn)實的民主投票中出現(xiàn)的概率是很微小的，尤其在人們可以互相交流和協(xié)調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由此引出了第四種思路，即哈貝馬斯的思路。
    第四，哈貝馬斯的“對話倫理”的思路。在阿羅的理論框架里，個體的偏好排序是給定的，但是，如果允許個體之間通過自由商談，交流信息而改變自己的意見，那么就有可能在個人審慎思考的基礎上達到社會決策在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這也是最近“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又譯作商談民主、協(xié)商民主、慎思民主）的一個來源。當然，在布坎南開創(chuàng)的公共選擇思路里，已經強調了集體選擇的“博弈”的維度，即把集體選擇看作是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較量的過程，經過不斷地討價還價，利益交換而達到“一致意見”，但對話倫理的思路與此不同，哈貝馬斯假設對話本身是真誠的、非策略性的，而且唯有這種沒有任何強制性的、非工具化、非策略性的真誠對話，才能夠協(xié)調人類的合作。目前在社會選擇理論中也有一系列相關的研究，據我所知，浙江大學的羅小朋教授對此也很感興趣——尤其是在當下中國，網民數量已經是世界第一，圍繞著網絡言論自由、民主監(jiān)督等議題，可以展開深入的研究，從而進一步開掘對話倫理和社會選擇的理論互動。
    第五，社會選擇理論中的社會福利函數理論的進展。如果放松阿羅不可能定理的若干假設，那么有可能會得到合理的社會福利函數。阿羅的學生哈蒙德教授在1977年的經典文章中指出，如果我們加入效用的人際間可比性，那么就可能導出羅爾斯的“最大最小社會福利函數”和豪爾紹尼的“功利主義社會福利函數”。因此，在社會選擇理論內部，也仍然有達成一致性選擇的可能——當然需要有足夠強的假設。
    實際上，拋開理論不談，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經過幾百年的不斷“試錯”，完全有可能找到一套比較穩(wěn)定的、保護基本人權和財產權、規(guī)避重大政治風險的制度安排。當代發(fā)達國家實施的憲政民主、分權制衡的制度，就是一種滿足以上基本要求的相對較好的規(guī)則。近百年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除了一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專制國之外，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發(fā)達的大國，能夠不依靠憲政民主和法治而達到經濟繁榮、長治久安。而憲政民主中出現(xiàn)的“不可能性”，相對于它帶來的好處，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正如戈登·圖洛克所說，“民主制度下的表決程序，盡管在數學上有著深刻的質疑，但是仍然產生了可取的結果”。當然，各個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和憲政轉型各有自己獨特的路徑，不能全盤照搬別國經驗，但這已經是國內的標準輿論，無需我來重復了。然而，以“阿羅不可能定理”來為獨裁制或其他非民主制度做辯護，只能說是曲解了這個定理的涵義。“不可能定理”說明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制度都是不完美的，從這當中肯定推不出“不完美的制度是無差異的”。